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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元代汉军三世家考》的第三部分。蒙古人进入北中国，原在该地的民众武力与亡金的部队，降伏后，被编作为先遣或镇戍部队，成为一个特别兵种——汉军。在黄河北岸，太行山区，以保定（清苑县），真定（正定县）为中心，有史氏、张氏与董氏三个汉军领导人物。他们保护汉人的生命财产，掩护汉文化的流传，把儒生与儒学介绍给蒙古宫廷。董俊以藁城地方的农民首领降蒙古。他的第二、三代，以宫廷侍卫与儒臣的姿态出现，至元末，还有表现。本文只是在阐明他们对汉文化流传的重要关系。
……
三、董氏与儒学，由前面的叙述，藁城董氏自第二代一度以武功自奋通显之后，即以儒学自名。此点当先看最早的资料，姚牧庵的董氏立本堂记卷六……
“今评董氏者曰‘世将如汉绛侯，世相如韦贤，家法则石奋。’以故十七年故商大殷挺今中书左丞公士选时以翊卫亲军使书先正平章忠献公碑，因匾堂曰‘立本’。鸣呼，非知道者，孰能名斯堂哉！”
姚燧是贞元大德间北方的文人领袖，深沐许鲁斋通学之教，言不轻发。此文如此推重，可见同时人已经以儒者家风推许董氏了。考董氏受重儒学，起于董俊，前节已略述。元撰《家传》曾说：“汴陷时以侍其轴先生为贤，礼请归教诸子。”（下同史传语）。
侍其轴其人，屠记董传记说：“沈涛常山金石志董忠烈公传跋云，‘轴字乘之，见苏天爵志学斋记。’”
侍其轴后与董氏经结姻好，董文炳长子士元之妻，即侍其氏（新史讹为凌氏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故武卫将军侍卫亲军千户侍其氏夫人碑铭云：“夫人侍其氏，艧泽世家，父松罔先生讳轴。……先生素刚正有文行，尝提学真定八州学校，忠献公闻其贤淑，求配长嗣士元。”
一个农夫家庭和儒学世家结亲，当然能够濡染儒风；教养子弟读书学道教了。
关于董氏亲儒保护汉文化事，第二代以文炳、文用、文忠为最著，第三代以士选为“儒素亲贤”。以下分别说明：
（一）董文炳之保存汉文化与儒素家风
董文炳虽然是以武功传家，但却对汉文化有深切的爱好，兵下臨安，独能保全宋朝史志。元史本传说他：
“伯颜以宋主入觐，有诏留事一委文炳。时翰林学士李槃奉诏抬学士至臨安，文炳谓之曰：‘国可滅，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在史馆，其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十余册归之国史院。”
新史、屠记本传皆同，此事亦出于家传。惟记注“五十馀册作‘五千’，似以家传为是。宋史保全由于董氏，与金史之保全由张柔，如出一辙。不过张柔武将，所以出此者，由元遗山之提撕，董氏则出于自发，更为难得。由此可知汉军人物对汉文化之保存传衍，实在不可磨灭之功。
文炳之近学问，出于少年，本传说他：
“文炳师侍其先生 ，警敏善记诵，自幼俨如成人。”
家传记他持家严肃的情形说：
“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严，教诸弟如严师，诸弟事之如严君。虽贵显如文用、文忠；归休沐，不敢先私室，待立终日夜……及丧公，毁瘠逾礼……世之言家法者，比诸万石君奋家云。”
又说他延礼儒士：
“公好读书，延礼儒士，士虽贱，必接以礼；若翰林直学士滹南王若虚先生，真定提学侍其先生轴，存则师尊之，殁则恤其孤……虽在兵马间，教诸子不暂废。公退日，……再至塾程其学，与儒家讲明圣人之道，评品史事，夜分乃休。”
撰家传的元明善是文炳之子董士选的宾僚，撰文不免夸饰，但证以姚牧庵立本堂记，文炳亲近儒学，当系事实。
（二）董文忠之斡旋儒治
董氏的功名，由于宫廷的亲幸，文忠侍内三十余年，实为重要关键。文忠做人的风格却是道学的一脈，此点详记于姚牧庵的董文忠神道碑。据说：
“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人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鹗言诗教，问公能乎？对曰‘臣少读书，惟知入则竭力以事父母，出则致身事君而已。诗非所学。’”
当时在忽必烈左右的儒生，原有词章义理两派。曾获金代科名的如王鹗、王磐，以及徒单公履，都是同科出身，与元好问同一趋向，重视诗文。而姚枢、张文谦、许衡等，则接受南宋朱学，列江汉先生赵漫之初门（注一五）主张道学，重躬行，薄文词。因此有至元间一场道学科举之争辩。碑称：
“八年，侍读徒单公履，却行贡学。知上于释崇教抑禅，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书生类教，道学类禅。’上怒，已召先少师文献公姚枢司徒许文正公与一左相庭辩。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育四书；亦道学者。’公言‘陛下每言，士不治经，究心孔孟，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言，焉知所谓道学哉！而俗儒守亡国余习，求售已能，欲固其说，恐非陛下上建皇极，外修人纪之赖也。’事为之止，君子以为善于羽仪斯文。”
此事元史，新史及屠记文忠本传皆载入。苏修元名臣事略，枢密董正献公条亦据碑载入。元代中统至元间，汉法毕行，独独未行科学，只行国学教士之法，实许衡道学一派，重经学抑科学的关系。董文忠以近臣为之斡施，也是重大的助力。
（三）董文用的儒雅好士
董氏第二代中，文炳、文忠之外，以文用最为儒雅，而且道学气很重。大概是在忽必烈藩邸时，奉命 招集儒士，与姚，许诸道学之士亲炙，遂也沾些理学气味吧。他的生平亲儒之外，以政事擅长，具载於道园的翰林承旨董公行状，元文类收在卷四十九，苏撰元名臣事略，内翰董忠穆公条采集甚多。据行状述他的儒学：
1、早年接受诸老儒：“丁巳、令授皇子经，……又使为使，召遗老于四方，而太师窦公默，右丞姚公枢，鹤鸣李公俊民，敬斋李公冶，玉峰魏公璠偕至，于是王府得人为盛。”这些亡金诸老儒，学行皆高，董文用与其亲炙，不怪其立身具有本末了。
2、持家孝友，为学诚实，行状说：“公性孝友，四时祭租祢，辄思慕感怆如将见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严而有礼，为学以诚实为主本。故其文章议论，皆质直忠厚，不为华靡……禄俸之馀，尽以买书，而家无饘粥之资。”
这豈不是古代儒臣的风范吗？
3、推贤荐士：行状又说：“其好贤乐善，尤出天性，虽待下士必尽礼……人有善必推举……故天下争归之。”
文用有荐士的美德，故其侄士选乃能汲进文士，为延祐——至顺儒治的中坚。在元史士选传中还载他的明于掌故，此为行状所未及。据说：“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将相家世勲绩，皆记忆贯出，史馆有所考究询问，文用应之无遗失。”这也是世臣硕德的规模。
（四）董士选的亲儒好士与汲进南学
董氏第三代，以文炳之子士选声名最著。他与文儒虞集，元明善最有交谊。在南方从宦甚久，所以肯汲进南儒，对南学北来，大有关系。可是他的传记，未见于元人文集与元文类，元名臣事略亦未载其行事。大约因此两书之成，尚在士选生前，元明善清河集又经散散槀城家传，系应士选之请，士选生存僅载其官阀。所以关于他的事蹟，仍当求之史傅。元史本傅所纪，新史，屠记都无出入。元史本傅记其亲近士流，荐引名士的情形说：
“其礼敬贤士尤至，在江西以蜀掾元明善为实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及（道园之父）於家塾以教其子。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学教授。迁南行台又招汲子集与俱，后又得范椁等数人，皆以文学大显於时，故世称求贤荐士，亦必以董氏为首。”
吴澄为元代后期儒学之中心，由程钜夫荐引登朝， 但不久南归，后来再起登朝，把南方儒学，大传扬于北方，也许由于北方新贵之董氏汲引之力。董士选之识吴澄，由於元明善为先容。元史吴澄传（卷一八一）：
“元贞初游龙兴……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学自负，尝问澄易诗书春秋奥义，叹曰‘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弟子礼终身。左丞董士选延之于家，亲执馈食，曰“吴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荐澄有道，擢应奉翰林文字。”
可见董之识吴，实由于元明善先执弟子礼于吴氏，才引起董的尊敬，而接近了理学门庭。又虞集传（卷一八一）：
“……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选自江西除南行台中丞，延集家塾。”
虞氏也为董之家庭塾师，难怪后来在朝互通声气，与元明善同列董门了。但与他因缘最深的还数元明善，元氏是元代中叶的北方大文学家，朝廷侍从甚久，集名《清河集》久已散佚，清缪荃孙会有辑本，收於藕香零拾发书中。我在元初儒学一书及《元人文集中之道教文献》一文中，略介生平，兹不再赘。只抄摘传文有关与董士选之交往：
“弱冠游吴中已名能文章。……辟掾行枢密院董士选佥院事，待若实友，不敢以曹属遇之。及士选陛江西左丞，又辟为省掾。”
本传又记士选调停他与虞集的交情说：
“……二人初相得甚欢，至京师乃复不能相下。董士选之自中台行省江浙也，二人俱送出之都门外……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选下马入邸舍中为席，出蠹中肴酌酒同饮，乃举酒属明善曰‘士选以功臣子出入台省，无补国家，惟求得佳士数人为朝廷用之。如复初与伯生他日必皆光显，然恐不免为人构间。复初中原人也，仕必当道，伯生南人，将为復初推折，今为我饮此酒，慎勿如是。’……”
此事我於前写道园集题记（注十六）也曾记入，於此可见士选的拳拳爱士之诚了。
士选传中又说到诗人范椁，元史此人传附虞集仅记说：
“年三十六始客京师，即有声诸公间，中丞董士选延之家塾。”
此事见於揭曼硕集“清江范先生诗序”并无他语，大概也以江西士子的关系而相识。
（注十四）元好问遗山妻王氏与张柔妻家有连。无兵入汴，柔护金史，后来元氏保往蜀阳，抄金实录，此事拙撰元初儒学及张柔行实考皆述之。
（注十五）见姚撰书江汉先生事及姚枢神道碑，文皆收元文类，拙撰元初儒学皆述及。
（注十六）载东海大学图书馆学报，现收入《元代汉文化之活动》书中。
四、董氏的吏治与立朝大节
在蒙古治下的汉军人物，其作风有一共同的趋向，那就是“保全汉文化与爱护人民”。史氏如此，张氏如此，董氏更是如此。董氏的儒学家风，在前节说过，现在再看他们几代人物在地方吏治与立朝大节所表现者如何。关于此，元史，新史，屠记各本传，皆有记载，其取材为董氏的碑志家传。兹分两方面述之。
（一）董氏历代的爱民勤政
自董俊以农兵首领，率槀城降附后，即世代兼领槀城县令。元史记董俊治理槀城重视农耕：
“为政宽明，见人善治田庐，必召与欢语，有惰者必怒罚之。”
屠记董传也载入，语出于元撰家传。当大兵之后，农田垦治，实吏治当务之急，当时汉军治下的地方长吏，莫不如此。第二代董文炳少年时时为城令，治更彰绩。元史本传说他：
“岁乙未以父任为槀城……文炳明于听断，以恩济威……里人亦大化服。”又记文炳的爱民之政：
“县民以旱蝗，而徵敛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谷数千石与县，县得以宽。前令因军兴乏用，称贷与人，而贷家取息岁倍，县以民蚕麦偿之，文炳曰：‘民困矣，吾为令，义不忍视也……’乃以田庐若干亩，计直与贷家，复籍县间田与贫民为业使耕之，於是流离连还，数年间，民食以足。”
“贷家”就是蒙古初期的羊羔儿息，也即元史食货志所谓“斡脱钱”，当时汉军史氏曾建议减息，我会写文考证（注十七）此不再赘。文炳此举与史氏在真定的惠政用意相同。本传又记他：
“文炳使民计口而居，少为户数……由是赋敛大减，民皆富完。”那更是在蒙古人的剥削下保全民力之善政了。这些事也见於元撰家传。董氏兄弟有名文直者，也做过槀城县令，元明善撰“槀城令董府君神碑”（元文六十类卷五）记他的惠政说：
“忠献（文炳）令乡县，县大治，号董神君，数年去从世祖军，久之上僕以君嗣，实佩黄金符，尽蹈前绩，尽励清敏。……振德孤弱，劝率耕蚕，而均赋役。……苞苴一绝，豪不得曲法放贷；讼罔不平，民自以不讼，乃修孔子庙，广黌舍，招名儒……凡十五年，民土著，盗贼屏息，物阜家给，俗厚而人能。”
谀墓之交，容有不实，但董氏世代之重视吏治，大概是事实。
董氏第二代治槀城之外，即数董文用在衙辉路之治绩 。计有（1）罢免境民接运江南图籍金玉财帛的任务，改用州县吏卒。（2）立驿置法以连粮，民力以舒。（3）驳议开沁水之役等，事皆出於虞撰行状。但董文用之表现者，仍在立朝之大节，吏治不过其馀事而已。自第二代以下，董氏第三、四代，有士良、守简两人，皆以吏治名。新史，屠记，据家乘补为列传。他们的传记资料，见於（1）苏天爵滋溪文稿（畿辅丛书本）有二篇：元故朝列大夫开州尹董公（士良）神道碑铭与元故荣禄大夫御中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冀 国董忠肃公墓誌铭。（2）黄溍黄文献集（商务四部丛刊本）二篇：御史中丞鲁国公忠肃董公守（简神）道碑与资德大夫董公神道碑。滋溪所记董士良、董守简事。我曾写入元儒苏天爵学行评述文中（注十八）其董守简治绩系在淮安路总管任内为蔬运粮道，减省民力，要不失为好官。屠记董氏传，记董文忠最有名之三子士珍士良士恭及其孙守中守简之事，关於吏治部分：
1、董守中：“改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河北饥，部使者下令逐流民南渡，守中止而振之，全活无数……迁湖广行省参知政事……与国路龙阁；诸山亦产银，有请包办蒙山银者，守中曰‘此奸利之民’斥弗听。……迁湖北道廉访使，岁饥，豪民控米商遏籴，城中斗米至万钱，守中适至，杖其党与七十餘人，米大贱，又拨贡士庄钱入学养士……士论翕然颂之。”
2、守简部分：“除淮安路总管，岁旱，条荒政便宜奏之……先以禄廪倡官民轮钱粟……刊沟涸，发官帑淩之，使饥民得食其力。……未几迁汴梁路总官……（叙清江治狱事）汴人以为神明。”
此外董士良，董士恭居官行事皆有记载，并非大节，此不再赘。以董氏历官都能重视吏治，保民省事，实不愧为儒学的家风。
（二）董氏二代以后的大臣风度
董氏功名，实盛于第二代。董文炳不独平南的战功烜赫，受到汗庭的宠异，还在忽必烈北征时期，受命留守。董文忠更是始终侍居禁闱，董文用也歇历内外，参预行省。可是他们的立朝风度端凝，都不与奸邪妥协，对蒙古亲贵也不与阿附。到第三代董士选仍保有这种气节，即使是末代人物，在朝也有他的风度。现在分别扩引传记来说明之。
（1）董文炳不附阿合马：元撰家传说“十四年，北圉有警，上将北狩，正月，亟召公；比至，上曰‘……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尽以讬卿，卒有不虞，便宜处置以闻！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小大，咨卿以行。’……公留士选宿卫，即日就道……至中书枢密，不署中书案。平章阿令马方怙宠用事，生杀任情，惟严惮公，奸状为少敛。”
此事元史本传亦载之，忽必烈时代，任用西域人为相，前后有阿合马，桑哥，廬世荣等，其贪黩负利，民不聊生。中国儒臣，多和他们掎扢，略为汉人争得一点喘息的机会。董文炳如此，董文忠也与桑哥为敌。
（2）董文忠不附利臣：姚撰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载有：
“……廷臣三日，始奏公为侍中门下省……其臣弗便也，入言‘……今闻盗诈之臣，与居其间。’言多目公，公恚辨曰‘……其显言盗诈何事。’上出奏者，公犹愬不止，且攻其贼国之奸……”
上事见之元史文忠本传亦记其事，都没有说出其人姓名，惟屠记文忠传，说此人为桑哥说：
“延议以文忠为侍中……汗亦欲廉希宪情省长，桑哥恐省立不遂其私，而尤忌文忠……”
此文下注称：
“桑哥为宜政使，与阿合马表里为奸，旧传不著其名，但称近臣，姚燧撰墓志，亦止称某臣，时桑哥尚未得罪，故临文讳之。”
此注得其情实，但元史修成於明初，为什么不改传文呢？大概成书仓卒，史臣失其照应吧。
（3）董文用的守正不阿：董文用生平详见于虞集所撰行状，所记有议行御史与面折廬世荣及在江南与西僧抗争三事。据说：
“九年……召公为大中大夫兵部尚书……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专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议行台隶行省……状上集议。公曰‘不可；御史台譬之卧虎，虽未噬人，人犹畏其为虎也。……’后悉从公议。”
这是保存南台御史及按察司之事。当至元初平江南，北方亲贵，肆虐地方，赖有这两个机关，为儒臣所领，略能抗拒豪强，为民请命。所以后来程钜夫建议参用南人，江南访贤，多安置到这些地方（注十九）董文用此议可谓知本。行状又说：
“迁翰林集贤学士，时中书右丞卢世荣，本以货利得幸权要……乃建议曰‘我立法治财，视常岁当倍增而民不扰也。’公阳问曰‘此钱取诸右丞家耶？将取诸民？……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也；今尽刻剥无遗毳，犹有百姓乎？’世荣不能对。”
元史文用传，未载此事，而记其抗违权臣桑哥之事说：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是时桑哥当国，恩宠方盛……文用独不附之……乃摭拾台事百端，文用日与辨论不屈，于是具奏桑哥奸状。”
像这样的独立不挠，更胜於文炳、文忠以消极不合作的对抗阿合马了。
董士选的方正敢谏：董士选的荐引贤才，已见前述，他的在朝大节，据元史传说他：“拜江南行御史台中丞，廉威素著，不严而肃，有大臣风。入佥枢密院事，俄拜御史中丞……风采明俊，中外竦然。”
又记他苦谏成宗铁木耳汗远征八百媳妇国（注二十）的大役，说：
“未数月帝闻师败绩，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验矣，吾愧之！’”
以上所扩叙的，皆是他们董氏二三代在朝的大节。至於其他人如董士珍，董守简等，史传都有所纪之处。但那不过是太平时代居官者本分内的事情，也毋劳琐记了。但董家也有不成材的，即董士珍幼子守庸在英宗时代御史中丞任内，党附逆臣铁失（注二十一）被许有壬弹劾而免官，不免有辱家声了。
（注十七）见拙著蒙古汉军与汉文化“蒙古治下西域人的斡脱钱”
（注十八）文载东海图书馆学报，现收“元代汉文化活动”书中。
（注十九）参阅拙著“江南访贤与元祐儒治”一文，载东海学报，亦收入“元代汉文化之活动”书中。
（注二十）八百媳妇国，西南夷一种，在今泰国境内。
（注二十一）见元史许有壬传。
五、馀论
在河朔汉军三世家中，董氏最为文雅，因之对真定地区文化之发达，颇具影响。河朔地区，从史氏建立真定帅府，张氏建立保阳帅府以来，北方文儒，群往趋附，当地亦复大儒辈出。但似乎皆以真定为中心，正如山东方面以东平为中心一样。刘因生於保定而传其学者的乌冲安熙两大儒，都在真定方面，又皆与董氏有甚深之关系。至元代论真定文化者莫如苏天爵，他撰的志学斋记，论述真定文儒之盛，有以下一段：
“昔者国初丞相史忠武王（天泽）之治真定，教行俗美，时和岁登，四方遗老，咸往焉依。若滹南王公（若虚）遗山元公（好问），敬斋李公（治）颐（斋）张公（德邻）西庵杨公條山果张公维飞，问学文章之富，言论风采之肃，豈惟时政有所裨益，而搢绅儒者，皆仰赖其声光模范以成其德焉。
当是时，为郡学官者，则有侍其先生乘之，吴先生荩臣，砚先生伯固，张先生世昌，授徒其家者则有安氏祖孙，马氏父子。仕於中朝，若翰林学士李公，参加政事王公，宜慰使周公，御史中丞於公，皆其人也。是则百年以来，公侯大夫之所表帅，父兄师友之所教养，衣冠人物相继而作者，其盛矣乎！”
从上面一大段文章看来，元代真定文物之盛，可以想见。真定籍中传世的元人文集，著名的如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苏天爵氏滋溪文稿之外，还有王沂的伊滨集，侯克中的巽斋集。同时真定人物也散处各方，如侯克中即寄居杭州，与当地士大夫唱和，均足以支持苏氏的论证。其中所学的侍其乘与安氏祖孙，张世昌诸人，皆董氏的实友。砚伯固名弥坚是刘静修的道学之师，苏撰刘氏墓表说：
“故国子司业砚公弥坚，教授真定，先生丛之游。”
可见刘氏之学，属于真定文化。安氏祖孙，祖名滔，父名松，子即安熙，滋溪文豪有安先生墓志铭说：
“教授于家，严條要以身先之。弟子从者多至百人，动作悉有规矩。”
乌冲是刘静修的弟子与安熙的授受，亦见苏撰“故处士赠秘书郎乌君墓碑铭”，据说：
“真定安君熙通经学古，数欲渴见刘公不果，君（乌）尽以所闻告之，安君由是深有发焉。”
董氏与乌家连姻，董守简之妻即乌冲之女，见黄溍所撰“御史中丞……忠肃董公神道碑”（黄文献集卷之十下）
“公娶乌氏，国朝名士冲之女，于经史无不通。”
再合看前述董文炳之子士元妻侍其氏，即侍其轴之女一事来看，董氏与儒学的渐渍可谓深厚了。当中张世昌，又见苏氏所撰“故真定路儒学教授节轩张先生墓碣铭”，据云张之行状即“国史院编修官董士廉所述”。士廉即董文用之子，名见屠记董传。据苏氏此文：
“先是邑中大族若董氏、赵氏、王氏……各遣子弟就学，先生师道尊严，诸生赖其训诲，进多贵显……”
从以上这些文献来看，由於汉军将领的保全文化，而文儒趋附；又由於文儒之来，使汉军子弟们一变至道。从真定地区文化之当展过程，可以得到汉军与儒学的相互关系。而董氏家庭，尤其是儒雅过人，不止亲炙元化北方儒学，而且引进南方儒学，促成元代后期——延祐 ，至顺间的儒治。不怪元代文人为他家作碑铭的都津津乐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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